不出所料,这个改变很快来到了。

那年,我们江苏如皋县成立了知青办,负责全县的知青工作。我所在的东陈公社也成立了知青办,并配有专职干部,负责了解全公社的知青现状,选拔先进人物,发放补贴,接受知青安置任务,并分配至条件较好的生产队。不像以前那样,由公社一个秘书代管,接受安置任务,分配至各大队了事。那年起,我每年可以拿到10元补贴,多的可拿到30元,由财政负担。粮食也够吃了,本来在队里分粮,我每年最多可分到450斤左右未经处理的杂粮,经加工成成品粮后大约只有不到300斤,加上自留地上的粮食,最多不过350斤,在那个年代是绝对吃不饱的。现在好了,不管你在队里分多少粮,反正国家按照差额补足每月38斤成品粮,这样一算,每年多了100多斤大米,而且这个补足的粮食基本上是免费的。

上山下乡政策也有了调整,独生子女不下乡,多子女家庭要有一个子女留在身边,生慢性病的知青可以回城。下乡知青安置费用从每人195元调整为300元。

最让人感到变化的是知青政治地位的提高。在知青中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步伐加大,此后有人做了生产队或大队干部,甚至公社干部,有的当了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等。其他在招生招工参军方面对知青也有优惠政策,如招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中插队知青不少于1/3,当兵复员的知青由当地政府分配工作,不再回农村。

知青政治地位的提高,在我印象中记得最清楚的是在1974年1月如皋县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。会前各公社召开知青会议,推选代表,大概是每10名知青选1名代表。东陈公社一共有十几名代表,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。

为了表示对知青的重视,县革委会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从汽车站一直到县委党校,一公里多路夹道欢迎,使我们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,参加欢迎的人群手举彩旗,分列道路两旁,不断高呼口号“向知识青年学习!”“向知识青年致敬!”“毛主席万岁!”等。这与我们当年下农村时无人问津形成鲜明对比。由于东陈公社离城较近,且当时没有通公路,分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干部别出心裁想了一个办法:骑自行车。我们骑自行车绕道经汽车站接受欢迎,这在所有代表队中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开会期间我们住在党校的学员宿舍,集体吃饭,每天中餐和晚餐,都是两荤一素一汤,伙食费标准是每天8角,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这是很高的。开会照例是开幕式,县革委会主任致辞,副主任做报告,无非要我们扎根农村不动摇,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等,接着是知青代表发言表决心。

会议开了4天结束。最令人难忘的是开幕的当天晚上,母校江苏省如皋中学邀请代表中的校友回校做客,晚饭后,如中校友集中前往母校,在母校大礼堂门前,学校领导和全体老师列队迎接。接着学校领导领着我们步入会场,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,并赠送每人一本《农村实用手册》,扉页上写着“顶住逆流扎下根,不断前进攀高峰”,这本书我保存至今。

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后,知青在农村的境况有了改善,就我们这个地区来说,如果好好劳动,可能生活比大部分农民还要好一点,我就在这时当上了赤脚医生。但对大多数知青和家长来说,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均是权宜之计,最大问题就是知青的前途问题。知青插队日久,随着年龄的增大,大多数人都到了晚婚年龄,是不是永远在农村待下去?这对许多人都很纠结。实际上大多数知青还是想回城的,最低限度是当个工人,拿固定工资,走父辈的路。但这又恰恰是当时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,工业和服务业就这么大的容量,无法安排,所以能够回城的还是少数。只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,发展经济,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,这是后话。

老民兵名叫董学锋,1923年生,河南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人,1942年参加革命,曾任太岳军分区沁阳抗日县大队三中队三分队队长。 1945年秋季的一天,董学锋所在的抗日县大队(后改称沁河支队)得到情报:从山西太原下来一小股保安队,有四五十人,将在明日凌晨经过沁阳常平村。